钱锺书先生1929年进清华，1935年赴英留学，在这6年间他在报刊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钱锺书散文》（1997）收有钱先生这段时期撰写的22篇书评和论说文。钱先生本人对自己的“少作”评介不高，他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上提及有人如何一心搜集他的早期著作后写道：“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屐视之。”笔者以为钱先生是过谦了，他作于1929年至1935年的文章几乎都称得上佳构妙作，它们所显示的学术眼光、叙述技巧和文字功力，是今天的博士、教授难以企及的。这倒为钱先生对进化论的保留意见提供了依据：后来未必居上。这些“少作”中不少笔者没有资格置评，本文只拟撮要介绍其中一小部分。
说到20世纪英国的女性批评家，人们总以为维吉尼亚·吴尔夫首屈一指。但有人恐怕会说，奎妮·多萝西·利维斯（Q．D．Leavis）的实际贡献不在吴尔夫之下。这位利维斯夫人的博士论文《小说与读者》（1932年出版，部分已由冯亦代先生译出）研究了英国通俗小说的演生和大众阅读趣味的形成，是文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读者大众的情感是一部运作完美的商业机器开发、利用、剥削的对象。钱先生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33）一文提出，文学标准不同于政治选举，不能简单地取决于多数，读者的多寡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接着他提到利维斯夫人的这部著作，并评道：“虽颇嫌拘偏不广，而材料富，识力锐，开辟一新领域，不仅为谈艺者之所必读，亦资一切究心现代文化者之参照焉。”在同年11月发表的《论俗气》一文钱先生又介绍了“利馥丝”（即利维斯夫人）这部书中“高眉（highbrow）平眉（middlebrow）低眉（lowbrow）的分别”。他进而把“俗”与“通俗”相联系，通俗的东西数量多，价值贱，可以感动大多数人。钱先生发挥道，这“大多数人”“是卡莱尔说的‘不要崇拜大多数’的‘大多数’，是易卜生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的‘大多数’。”对“俗”和“通俗”的批评也是对大众文明的批评，例如托·斯·艾略特在30年代也说过“严肃的作家只拥有有限的甚至是偏狭的读者，而通俗的作家们却拥有大量无知无识且毫无批判力的群氓读者”。在艾略特眼里大众社会以追逐利润为目标，必然降低艺术和文化的标准。
说到艾略特，我们马上想到在《围城》里艾略特的名字被译成“爱利恶德”，钱先生通过曹元朗的十四行诗《拼盘姘伴》暗指艾略特的《荒原》有杂凑乌合之嫌，不过讽刺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邯郸学步者。（曹元朗知道他自己大作中夜莺啼声“Jug！Jug！”的妙味吗？）从钱先生的“少作”来判断，他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甚为欣赏。钱先生的早期重要文章《论复古》是一篇关于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的书评（1934年10月1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钱先生先来一点以退为进的“自我批评”：“藐视复古似乎是极时髦的态度，假使我学不像时髦，这是我的不幸。”而郭先生好像是反对复古的，他相信所谓进化的文学史观，依照这一史观，复古为逆流而动。崇尚进化与藐视复古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文学进化”的主张暗含了这一前提，即后起的文学脱胎于过往的文学，它们在文学价值上来说也是“后来居上”。钱先生则说，文学史上的复古往往也是革新或革命，在当代英国文学中，古典主义不是翻过身来了吗？钱先生指出，历史的演变其实难以捉摸，不能凭个人的好恶作出“顺流”、“逆流”的标准，这算不上什么历史观，真正有“历史观念”的人“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笔者猜测，钱先生在此引用的观点恰恰就是艾略特的观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里艾略特论述了他所理解的“历史意识”，这“历史意识”“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所设想的“传统”不是进化论者线性的、由低往高发展的传统，提出“过去的现在性”是为了防止传统的断裂和对复古的简单否定。
《论复古》一文的精华是对一种畸形的进化论的质疑。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在中国形成了压迫性的“舆论的气候”。梁启超预言20世纪将为进化论所“磅礴充塞”，胡适和他的两位表兄弟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更改自己原有的名字，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天演”之名横行一时。钱先生提醒读者，用“进化”一词时应细细斟酌，如不知事物“进化”的最后目标，我们就不能不加分辨地把一切转变视为“进化”。当我们说“文学进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作价值判断，即后来的文学作品价值更高。此时钱先生在一条注释里请读者参观“Santayana：Winds of Doctrine第59页”。钱先生喜欢读这位“山潭野衲”（现在译作桑塔亚那）的著作，对他的才学和胸襟多有赞赏，我们不妨把钱先生点到而未引的文字译出：
“如果过于热衷进化的理论，这就容易在对事物的道德评估方面产生邪恶的影响。首先，进化论者坚持，后来的事物产生于先前的事物，就事物的原因和基础而言确实如此，但不能这样来谈它们的价值；就好像现代希腊相当大程度上来源于古希腊，但并非古希腊的极致的发展。然而进化论者会进一步假定，后来的事物必然优于它们所由产生的先起的事物：这完全是错误的。”
在《论复古》一文最后，钱先生提出4点论点，将在“下篇”一一予以论证。第4点是：“若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定不会十分成功。”这与陈寅恪先生的立场相类，“保守”一词在当时并非只含贬意，“民族的保守性”与“本来民族之地位”相去不远。但是这“下篇”笔者未能见到，殊觉可惜，敬祈方家提供线索。不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一文也可当作《论复古》的姐妹篇来读，里面一些切斯特顿式的悖论尤其发人深省。
据钱先生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回忆，钱先生在校时就以中英文造诣深、精于哲学及心理学著称。钱先生的“少作”表明，他对哲学和心理学的关注确实不同寻常。《大卫休谟》和《休谟的哲学》（均发表于1932年）两文显示出作者对休谟哲学非常深湛的了解。钱先生学在《作者五人》（1933）一文评点了G．E．穆尔、卜赖德雷（F．H．Bradley，现在一般译为布拉德雷）、罗素、詹美士（威廉·詹姆士）和山潭野衲5位哲学家的风格特征。那些分析和形容的文字新奇突兀而又准确到位，它们的背后是出色的英语语感，而这语感的培养又多少得益于钱先生对这5位文体大师的精心比较。
钱先生对人类的未来未敢乐观，他好谐谑而无牢骚。他很早就注意到文学和生活中的感伤主义，并曾引用利维斯夫人的老师、艾略特的好友瑞恰慈在《实践批评》（1929）一书中对感伤主义的定义：“感伤主义是对于一件事物过量的反应。”瑞恰兹1929年来清华讲学1年，钱先生想必听过他的课。如何看待文学或诗中的哀怨，这是一个与感伤主义不无关联的话题。在评一部诗集的文章《落日颂》（1933）里，钱先生提倡“气概阔大”的文学。借诗发泄是青年通病，在这本诗集里有一种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撒旦）被罚，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被絷的情调。……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了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咒诅。”这分凄惨和怨恨是不是感伤主义的典型标志？让我们来看一看钱先生对诗人的忠告：“不能东涂西抹，浪抛心力了，要改变拜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这些评论出自一位23岁的年轻学生之手，当时一些年长的诗人读后不知是否会赤及颜汗下？
当“少作”中不怨不忿的成熟的人生态度和灵动的文心与敏锐的美感相融合的时候，“少作”就成了经典。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过去的现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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